抢救本土“地方猪” “团灭”的风险依然巨大

在保种场内，地方猪的种群数量减少，已成为严峻的现实。根据我国对地方猪保种场的相关规定，为防止近交衰退，母猪应在100头以上，公猪12头以上，三代之内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猪家系数不少于6个。但从各保种场的实际情况来看，原本就种群规模偏小，公猪家系数不多。

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姜延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非瘟的影响来看，各地方猪保种场尽管在群体数量上通过扩群而得到了基本恢复，但从群体结构组成和遗传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其家系数和遗传多样性已遭受较大的冲击。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我国的地方猪存在着较大的近交衰退、品种退化的威胁。重建谱系图、厘清家系，是接下来亟须通过基因测序等现代生物科技手段来做的工作。

地方猪能占据中国人的餐桌吗?

曲宏宇的烟台黑猪有两种商业模式，一种卖做种猪，一种育肥之后，卖做商品猪。前者在非瘟之前，并无多少销路。养猪的人都清楚，养外来猪、卖外来猪更赚钱，因此，愿意买地方猪做种猪的人很少，多年来，曲宏宇的种猪也始终卖不出高价。

非瘟来袭后，这种情况才略有好转。外来猪的进口受流通限制，且许多人听说地方猪的抗疫病能力更强，因此曲宏宇的种猪销量和价格都有所增长。2020年，仅是售卖种猪，曲宏宇的流水就有几千万元，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相较外来猪种在非瘟之后每头种猪上万元的定价，地方猪的种猪依然只能卖五六千元。

商品猪的销路也有限。近些年来，随着中高端消费群体对猪肉的需求从“量”转变为“质”，曲宏宇瞄准了这部分人群，建立自己的品牌，在本地售卖土猪肉。但因为养猪周期长、成本高，他的定价也高。以排骨为例，大概75元一斤，而外来猪排骨，北京新发地市场3月20日平均报价则在25元一斤。对于非一线城市来说，比普通猪肉贵一到两倍的定价使得消费群体有限。

也有的保种场选择将土猪肉跨省贩向一线城市。朱砺说，四川青峪猪的保种场在规模扩大之后，就将目光投向了广东省。一方面，广东人对吃很讲究，另一方面，消费水平更高。在非瘟之前，普遍定价在70多元的青峪猪土猪肉在广东省销量极佳，但随着非洲猪瘟来袭，我国禁止生猪跨省调运，青峪猪的销售碰到问题，同样价格在四川省内卖得并不太好。

姜延志指出，对地方品种而言，商业化之路可能还是要走杂交育种之路。在保留好地方品种的核心种猪群体之外，还应充分挖掘地方品种特异性性状，与引入品种杂交，新培育的品种既可以保存地方猪的肉质优良等特性，又能提高综合生产效率。

他以瘦肉率举例，地方猪种瘦肉率经本品种选育达到43%，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但距离洋猪65%的瘦肉率，还差得很远。而他所在的团队对成华猪和外来品种杂交选育，毛色、口感保留了地方品种的特性，瘦肉率却提高到了52%，出栏时间也加快至六七个月。新品种相较地方品种，养殖成本整体下降，市场定价也就可以更亲民。目前，新品种在成都售卖的价格是外来猪的1.5倍到2倍，去年的出货量达5万头。

不过，几位受访专家都指出，地方猪的保种工作，首先是为了保住基因库，将来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把它用起来。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地方猪最大的商业用途是优质肉市场，占市场份额5%到10%，未来或许可以提升到20%到30%，但短期内不可能占据中国人的餐桌。

朱砺认为，无论社会发展水平再高，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对这部分人来说，外种猪才是最高效实惠的，没有必要非要把外种猪挤下中国人的餐桌。王楚端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洛克、长白、大白这三个品种的猪，全世界都在使用，并没有哪个国家因为用这三个品种来生产本国猪肉感到可耻，我国可以结合本国特点，向中国市场的需求进行选育。

刘永好提出“猪芯片”问题的背后，是中国2020年从国外引入种猪数量创新高，达3万多头。种猪们乘坐包机飞抵中国，每只成本三四万元。其症结并不是中国市场上的种猪是本土品种还是外来品种的问题，而是种猪并未建立起完善的选育体系。

选育是一个需长期投入的工作。朱砺指出，猪的所有性状都有正态分布，对猪来说，这个分布在中间状态是最好的。但从人的角度来看，瘦肉率越高、猪的生长周期越短，经济效益就越好。一代代选育的过程中，猪的各项性能实际上落在了偏态分布上，一旦停止选育，性能就会发生衰退，落回中间状态。因此，只要人们还在吃猪肉，选育就一刻不能停止，时间、精力以及资金须持续不断地投入。

中国的外来猪选育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面积推广瘦肉型猪才开始。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从一百年前就已开始系统的育种工作，平均水平的差距是必然存在的。

此外，上世纪末，随着洋猪大量进口，许多原本没有的疫病也进入中国。相较国外，中国养猪场的规模化之路走得较晚。直至2018年，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户(企业)比重才超过50%。西方发达国家年出栏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户比重早已超过90%。王立贤指出，中国养猪场的疫病防控难度比西方大，育种工作的开展也因此更有风险。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已有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布局育种技术，水平也并不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朱砺说，四川的一家公司曾在2013年从加拿大引回一批种猪，经过多年高强度选育，2016年时，这批种猪各方面的性能都已超越原产地的种猪。

不过，中国种猪市场对育种的回报相较西方发达国家并不高，存在优质不优价的问题。几位受访对象均指出，因规模化不高，养猪散户占据了大量市场，他们对种猪的价格十分敏感，对经过选育、质量更好但价格更高的种猪并不青睐。相较而言，种猪企业更愿意走另一条轻松的路，从国外进口种猪、扩繁一两代卖出、再进口种猪，无需选育技术，来钱更快，也就形成了对进口种猪的依赖。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种业问题，在“有没有、保生存”这个问题上，不像很多方面想象的有那么大的危机，但在“好不好、高质量”方面确实有差距。

王立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和外国在种猪问题上，不是0和1的博弈关系。中国已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即使国外种猪全部断供，中国的产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不会造成毁灭性影响。不过，中外育种领域的差距，才是真正值得担忧和重视之处。

唐仁健指出，农业农村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打好种业翻身仗行动方案，力求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重大突破。刘永好也建议，希望政府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推广补助政策，以“企业先投入、国家补一半”的原则鼓励种业企业积极投资发展种猪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攻关项目，在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申报攻关育种项目，国家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确认后给予补贴。

不过，朱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能因为害怕“卡脖子”，主动断绝从国外引进猪种。适当的引种是好事，可以在其良好性能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因此，引种和选育应两条腿走路，加强选育工作，确保我国的技术水平不比国外低，再通过引种，提高种猪质量，形成良性循环。

关键词： 本土“地方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