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本土“地方猪” “团灭”的风险依然巨大

“现在的原种猪很多是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改变，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猪。”在2021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再次呼吁“猪芯片”问题。他列举了“猪芯片”的九大问题，包括育种体系不完善、投入严重不足、地方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等等。

正如芯片对手机的重要性一样，“猪芯片”就是当前猪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刘永好指出，种猪长期依靠进口，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的质量、速度和效益，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猪产业的发展。

种猪的脆弱性，对一些地方猪来说更为严峻。自非洲猪瘟来袭后，曲宏宇的保种场就“穿”上了层层盔甲。与全国几十个地方猪种的保种场一样，他的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也进入“战时”模式。保种场建了一圈一米五高的围墙，将场区与村庄、道路隔离开，场内的办公区、生活区与养殖区也同样用围墙隔开。曲宏宇与工作人员吃喝拉撒全在保种场里，很少出去。每天从生活区进入养殖区都要进行全身消杀、换上防护服，出来也是同样的步骤。外面的人如果想进保种场，多数只能在隔离之后进入办公区，养殖区成为禁地。

面对发病率、死亡率最高可达100%的非洲猪瘟，保种场比普通生猪场的危险要高得多。曲宏宇说，“一旦出现非洲猪瘟，从个人角度说，几年的投入都白费了;从地方猪种角度说，这个种就没了。”

急速下降的地方猪群体

曲宏宇的养猪生涯，在经历了一次灭顶之灾后，做出了路线转换。

他最初养的是外来“洋猪”，1995年，一场猪瘟袭来，一百多头外来猪全军覆没，只剩6头亲戚送的本地猪孤零零地活着。村里的长辈告诉他，活下来的是烟台黑猪，抗病性比外来猪好。

为防止再一次的全军覆没，曲宏宇开始养起了烟台黑猪。这是“逆潮流”的行为，村里人都在养外来猪，只有他养本地猪，在追求“量”的年代，注定赚不了什么钱。好的年景，能维持家里和猪场的开销，坏的时候，曲宏宇连饲料都买不起。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曾想着连猪带场五万元卖出去，但哪怕是这个价，当时也没人愿意出。

地方猪生存之难是在短短三十年内形成的。在湖南长沙的宁乡市有句古语，“宁乡人会读书，宁乡人会养猪”，宁乡人家素有养母猪、卖仔猪的传统。该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副主任张英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宁乡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也就是当地的宁乡花猪，许多人家也靠卖仔猪赚钱。而到9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的外来猪进入，宁乡花猪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

这是市场行为，也是政策驱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包括猪牛羊禽等在内的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农民为6公斤，城镇居民为18公斤，猪肉消费在其中占80%以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国的养猪市场主要开始解决量的问题，且大力推广瘦肉型猪。

因此，瘦肉率高、出栏快的外来猪，尤其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原产丹麦的长白猪、原产英国的大白猪、原产美国的杜洛克猪在国内逐渐推广开。数据对比非常明显，外来猪五六个月可以出栏，地方猪则要一年;外来猪的瘦肉率有63%~65%，地方猪则往往只有40%。对养殖户来说，投入同样的成本，养外来猪更快、卖价更高。

外来猪逐渐占据了中国市场，并形成市场占有率高达90%甚至95%的局面。中国的每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也从上世纪70年代起逐年攀升，在2014年达最高峰41.81公斤。学界从上世纪末开始不断呼吁，应保护我国的地方猪品种。

常常找父母借钱来维持猪场运转的曲宏宇，很想知道烟台黑猪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养下去。2008年，山东省畜牧业博览会在济南召开，他驱车500公里，用后备箱拉来3头特征明显的烟台黑猪参会。省畜牧兽医总站、青岛农业大学的专家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血统纯正的烟台黑猪了。曲宏宇后来听说，专家们曾辗转多地寻找烟台黑猪，都无功而返，以为烟台黑猪已经灭绝。一名专家连连嘱咐他，一定要把烟台黑猪保护下去。

当时，我国的地方猪品种局面十分惨淡。“十二五”规划曾公布一组数字，我国88个地方猪品种，85%左右的群体数量呈下降趋势，31个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和濒临灭绝。过去家家户户都养猪的宁乡，本来有几十个公猪家系，但在那时仅剩下7个家系。畜牧专家循着过去仔猪外销的路径，在外市找到了3个家系，将宁乡花猪的群体恢复起来。

2010年前后，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团队曾到四川巴中市通江县的青峪乡，挨家挨户寻找当地猪种青峪猪。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朱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终结果既让人失望，又让人庆幸。纯种青峪猪少得可怜，团队只找到了1只公猪，4只母猪，多数都已与外来猪杂交。后来，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每年往更深的山里找寻，才陆陆续续又找回了一些青峪猪。

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自2008年起，农业农村部先后公布了七批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保护区和保种场。截至2019年6月，共有83个地方猪种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已建成国家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场55个、保护区7个、国家家畜基因库1个，各地也建设省级地方猪保种场(区、库)80余个。

然而，扭转地方猪的惨淡局面并不容易。从“十二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期间，更多的猪品种——37个猪品种处于濒危、濒临灭绝或灭绝状态，其中横泾猪、虹桥猪等8个品种已经灭绝。

另一组数据或许更加直观。四川省是生猪大省，2020年生猪出栏量达5614.4万头，位居全国第一。同时，四川也是我国的畜禽资源大省，目前共有6个地方猪品种资源。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发展处处长杨春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1995年到2019年，四川省地方猪数量从221.93万头减少至85.91万头。其中，农区的地方猪种在1995年、2005年以及2019年的数量分别是188.61万头、61.99万头、8.46万头。

杨春国说，两三年前，在省内针对保种场的一次座谈会上，负责人们纷纷表示，保种工作效益很低，保种场只能勉强维持。这也是国内不少保种场的现状，养地方猪并不赚钱，甚至养得越多、亏得越多。有一些保种场甚至只能将保种群体维持在政策允许的最低数，也就是100多头。如何让保种场长期运转下去，是地方猪必须解决的生存难题。

“团灭”的风险依然巨大

非洲猪瘟的来袭，让地方猪面临的局面更为艰难。朱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市场选择，农民更愿意养收效高的外种猪，地方猪往往只能在保种场里见到。通常来说，一个地方猪种只有一个保种场，一旦保种场发现非瘟病例，按照相关规定，需整场清群，这意味着该地方猪种的“团灭”。即便不清群，一旦非瘟在保种场内发生传播，在目前国内一些保种场仅有百余头猪的情况下，地方猪的种群数量也会被影响。

当前，非洲猪瘟并没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对猪场来说，构建生物安全体系是唯一有效的防控手段，但中国的保种场不少都存在生物安全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朱砺介绍，保种工作讲求原产地保护，许多保种场都位置偏远，且因保种工作公益性为多，效益不佳，保种场大多规模有限，生物安全体系构建地不规范，面临非瘟的风险比规模化的养猪场更高。为此，各保种场与曲宏宇的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一样，开始构建生物安全措施。像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这样严阵以待的地方猪保种场，在中国有一百多个。

除此之外，农业农村部以及各省市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保护措施。2018年末，农业农村部提出了三公里的红线要求，即保种场周边三公里范围内，所有养猪场都要建立生物安全措施，消除风险隐患。更重视的，以湖南为例，用2000万元资金作为补贴，清退保种场及核心育种场周边三公里内的散户。

正因为“一种地方猪往往只有一个保种场”的稀缺性，各省开始不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建设备份场，将每种地方猪一分为二地保存，是最先出现的思路。杨春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备份场的选址思路很朴素，最先考虑的就是防御距离，即备份场应足够偏远，人迹罕至，隔离封闭条件比较好。因备份场的建设需要一定时间，一些情况危急、仅有百余头存栏量的地方猪种使用了更原始的方式——将部分群体分散送往大山深处的多家农户，万一保种场清群，将来还能从农户手中收集回来，再次扩繁。

某种程度看，这不亚于一场与时间和瘟疫赛跑的抢救行动，甚至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保种场、备份场甚至农户散养的所有地方猪，活体保护全部失败，地方品种怎么恢复?农业农村部指出，应采集保存我国地方猪品种的遗传材料。

许多省开始布局地方猪的种质资源库，冷冻种公猪的精子、能繁母猪的卵母细胞以及胚胎。不过，朱砺指出，这三种保存方式都有其先天缺陷。精子、卵母细胞只能保留50%的遗传细胞，胚胎的获取则限于当前的技术，只能通过屠宰来进行，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对现有的地方猪种有伤害。因此，包括四川在内的一些省份在此基础上，通过体细胞采集，试验地方猪的克隆。这样，即便未来出现了活体保存团灭的最坏结果，地方猪种也有可能被恢复。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楚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农业农村部猪品种资源委员会专家，他尚未听说因为非瘟导致中国某种地方猪种灭绝的情况。不过，他也表示，直到现在，灭种的风险依然是巨大的，不排除未来发生的可能性。

关键词： 抢救 本土“地方猪” 团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