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通讯！和校门是否打开相比，这样的“封闭”更让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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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撰文丨张丰

复旦大学教授张力奋教授在一个群里发出一张互动海报，北大周其仁教授要在复旦讲“中国长期增长与现代化”，张教授说：“有兴趣来的，夹道欢迎。学校刚开放。”

▲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门口张贴出的通知（图/复旦大学）

有点心酸，也有点感动，谁能想到，这是2023年中国大学重新向社会开放的第一步呢。

现在“校外人士”已经可以去复旦了，在大门口进行登记就行。这还谈不上真正的“正常化”，但是已经是中国大学里少数的了，大部分大学“校外人士”想进去根本不可能。

前两天，我在四川大学外面活动几次，路过南门一次、西门两次、北门一次。学生可以出来，而外面的人，仍然不能进去。那种拦截措施，表明大学还处在疫情防控之中。

大门的通道非常清晰：出口，里面的人可以出来；机动车通行口，老师们有专门的通行证可以出来；入口，必须本校通行证才能进入。如果校外人士想进去，就要提前申请办理相关手续，由校内负责对接的人员来把你领进去。

这个复杂的手续包括了某种责任制——出了事，可以追溯到相关责任人。

能出什么事呢，现在你在家自测新冠阳性，去医院大声说“我是阳性”，也没什么人理你。此前，防疫措施最严格的机构是医院，现在它们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目前，唯一没有恢复正常的是学校，特别是高校的封闭，显得尤为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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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的时候，大学最紧张，逻辑是这样的：大学是集体生活，一旦有人感染，病毒等传播会很快。大学把防疫逻辑推广到极致，学生在宿舍里上网课，某些时期很多学生甚至不能下楼。

但是，在去年底全国人民都在感染的时候，这个逻辑就不成立了。大部分大学都通过早一点放寒假来规避“校园感染”，但是回家过年的大学生，仍然像普通人一样阳了。

寒假开学，大学的“防疫特殊性”不存在了。很多学生都“阳过”，也恢复了正常上课；大学生群体都很年轻，比普通人身体要好，就更没必要担心外面的“社会人”了。但是人们发现，大学校门却没有变化，就像忘记疫情防控已经“结束”了一样，仍然在封控中。

▲排队做核酸的大学生们（图/网络）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有一些人在这种管控中获得了权力感。比如学校的保安部门，过去存在感不强，现在可以随意拦下教授、学生，盘问一下；而外面的人想进来，就更不可能。保安从“服务逻辑”进化到“管控逻辑”，他们的存在感大大增强了。

但是，即便是保安部门的领导，在学校也说了不算。学校的决策者在这种管控中，当然也能感受到快乐，不过也有一种可能，他们发现“疫情管控中的大学”更可爱了：更安静，更有秩序，大家也都更听话。总之一句话，他们爱上了管控。

大学不想开门，一方面是思维的惰性，“一旦放开，万一出问题谁负责？”；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管理的“升级”，疫情中的管理措施，逐渐内化成大家的日常思维，大学依靠的行政拨款和学生学费，这些都不会受到外界变动的影响。既然大家已经习惯并且爱上管控，为什么还要变化呢？

02

10年前，人们讨论的是“大学要不要围墙”，呼吁的是大学彻底开放，甚至拆除掉物理意义的墙，让人们随意进入。在中国，这当然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因为大学的办学经费，本质上是来自于纳税人——国有大学都是全民所有制，是属于“所有人”的。

除了“产权”性质外，大学的开放还有其内在必然性：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精神高地”，它们不但是教育机构，不但传授知识、教书育人，也应该探索新思想，引领社会创新。大学需要不断产生新想法，然后与社会进行互动，检验这些新思想。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旁听生文化”，一些没能考进大学的人，也可以到课堂听课，学习知识并且成才。比如后浪出版公司的创始人，就曾经是北大的旁听生，而90年代和00年代，在北大旁听并最终走向人生巅峰的大有人才。

图/图虫创意

但是，这种要求“大学开放”的趋势，在几年前似乎就出现了反转。北大、清华一度因为暑期去参观的人过多，限制人们进入。要知道外地中学生去北京一次，能进北大清华参观是一种多么珍贵的体验啊。

大学开始“关门”，原因有很多。人们普遍拥有私家车，开车去学校的话，停车就有问题，于是普遍开始办车牌，只允许教职工车辆进入；参观的人太多，影响教学秩序；外卖和快递进学校，必须管理（很多学校大门外，都出现过成堆的快递和外卖）。

可以说，在疫情前，大学就在走向封闭了。疫情给了管理者灵感，原来大学这样管，真的省很多事啊。

03

这导致一种局面：目前，中国的大学可能已经成为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了。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深刻、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只是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

过去三年还造成一些后果：大学外教，一旦离开中国很少回来，于是大学里的外教变得越来越少；留学生也变少了，过去我走在成都九眼桥，能看到一些欧美学生，那是川大留学生；在建设路经常看到黑人和巴基斯坦人，那是电子科大的留学生——现在，这些基本看不到了，很多“中外教育交流项目”也名存实亡了。

大学里的讲座，外面的人没机会去听了。不久前，王笛教授回到成都，有一场讲座是在川大校内，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但是大家都没有在朋友圈转发，因为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而学校内的讲座，只需要老师打招呼，学生不管是否感兴趣都必须去——大学讲座，失去了那种竞争性，成为课堂的变体了。

▲川大老师对谈著名青年摇滚乐队“海朋森”主唱（图/“四川大学”公众号）

当然，现在学生们还可以到校外活动。但是，在一种日趋封闭的校园文化下，学生们到校外也缺乏动力，他们的外卖和快递，都会投送到大门口旁边，再走更远的路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了。

再加上考研、考公务员压力，让“本科”变成高中的延伸，“丰富的校园文化社会”，日渐成为一种美好回忆——美好，但不再必需。

和校门是否打开相比，大学这种精神上的“封闭”更让人担心。如果大学长期封闭化，会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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