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创造力一旦苏醒 将令人震惊――读《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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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伊懋可《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原著于1973年由伦敦艾尔·梅休因出版社出版，同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予以印行，在英美学界得到广泛注意，好评如潮，至今仍被奉为国际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经典之作，伊懋可本人也因此被冠以该领域的“中国研究专家”和“学术权威”。近期，该书中文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样在国内引起了关注。

在书中，伊懋可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论述：第一，从西周至明清时期，中国为何能在大多数时候维持统一而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最终分裂？第二，中国如何执中世纪各国经济之牛耳，并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三，古代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落后于东地中海地区，到了北宋又如何转变为双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1600年至1700 年间（牛顿时代），又在大多数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为了解答上述问题，作者立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开创性地提出了“中世纪经济革命”论等享誉国际学术界的理论。

伊懋可将全书分为三编，对三个问题分别予以着重论述。在上编“世界上最大最持久国家的形成”中，通过在政治单位的幅员、经济生产力、国防和行政开支在总产出中的比例等方面将中国与罗马帝国进行对比，作者指出中国能够长期保持为一个拥有诸多省份的国家，在于中国人在专门技艺、军事、经济以及组织方面做到了比其周边地区领先一步，而中国的“地理统一性”和“文化统一性”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完整统一。

该书中编题为“中世纪经济革命”，作者从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用革命、市场结构革命与城市化、科学与技术革命等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8至14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对印刷术、医学、数学、纺织业等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做了具体的剖析，从而揭示中世纪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深层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伊懋可将城市化作为宋代经济革命的重要变化之一，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界，此后美国学者施坚雅研究中国城市史时提出了著名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概念，应该即发源于此。

在第三编“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发展”中，作者援引斯密《国富论》的相关论述，提出了“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来解释1500年至1800年间的中国为何出现了新的经济强劲增长，却几乎没有技术发明。他认为，中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没有工业-科学投入情况下的极限，中国的农耕技术遥遥领先于欧洲，而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农业剩余产品递减，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而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耕作与运输技术已高度完善，难以再做简单的改进。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剩余来购买新技术，而且这种所谓高水平的发展也抑制了对新技术发明的需求。

本书是伊懋可的成名作，尽管该书主要以一批欧洲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著作为基础撰写而成，但却集各家之大成，提出了新的方法和结论，展示了伊懋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和日本学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全面检讨和深入反思，其“中世纪经济革命”等理论更是成为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理论基石。该书出版后不久，经济学家E.威金逊就给予高度评价：“这无疑是迄今以来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种种问题所作最清晰、最富有启发的分析。”

以今日的眼光来审视这本书，或许其中的一些论述显得并无太多新意。但是置之更久远的时间线上，却可以切实感受到伊懋可的深邃思考和深刻洞见。比如，他在阐述自己所做研究的现实意义时指出，“中国的技术创造力具有很深厚的历史根基，并且主要是由于某些现实的考虑而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一旦它慢慢苏醒过来，我们料想它将使我们震惊”。而在该书出版的几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一段让世界震惊的新历史。又比如，他认为如果中国工业发展足够快，可以让农业以及整个经济突破旧有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几乎可以肯定它需要进入远比迄今为止大得多的国际市场……它有能力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并将令人震惊”。的确，对比四十年余前的中国，今日的中国工业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确足够“令人震惊”！

当然，伊懋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和中国历史模式的构建，显然不可能得到学界一致的赞同。有关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长期以来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并且没有哪一种观点能够被普遍接受，但是每出现一种新的提法，都足以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从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伊懋可的研究价值也在于此。不过，书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论述。比如，在论述早期中华帝国创立时，伊懋可过于突出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的作用，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不断扩大疆域、修筑道路，主要是出于军事的目的；齐国在河北和山东取得暂时性的优势，也要归功于其新式的军事制度。这一将经济与军事强行结合的观点，显然与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的传统格格不入，也与中国史学界历来的观点难以相融。又比如，伊懋可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的技术发明就陷于停滞，“几乎没有技术发明”，这一论断显然也是武断的。

尽管书中存在一些不足，但在40多年前的环境和历史语境下，本书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而其论证的广征博引和叙述的晓畅明快，又使之成为具有较广受众的经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翻译工作是由著名经济史家李伯重先生领衔，历时近20年。多位学者在翻译、核校、查证史料等方面持续接力，并尽量对书中的每一条注释都做了查考，确保了该书的译文质量。可以说，这是一部适合推荐给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和西方中国史研究有兴趣的读者阅读的上乘之作。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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