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转向” 折射中国开放升级和经济结构之变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王新奎——

入世起到了促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重要作用

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以及入世以后为兑现入世承诺在4年过渡期内的各项重大改革，为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促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已经拉开帷幕，今年恰逢中国迎来入世20周年，站在这个时间点上，回顾中国过去20年的变化，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格外有意义。

中国加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努力，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关贸总协定观察员的时候就开始了。从1986年与各成员方就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进行谈判开始，到1995年后转为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直到加入，整个过程前后花了15年时间。

如今，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与各成员方展开加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谈判的，因此，中国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方面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就成为贯穿谈判全过程的焦点。

现在回忆起来，我本人亲身经历的与入世有关的重大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就有：第一，汇率制度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我们先后经历了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实行双重汇率制，1995年实行汇率并轨并建立统一的银行间交易外汇市场的艰苦探索，2001年入世以后的过渡期内实行以结售汇制为基础的贸易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最终建立了有效的汇率制度，兑现了我国的入世承诺。第二，外贸经营制度改革。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苏联式的外贸国家统制制，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我们先后经历了专业外贸公司经营承包责任制、工贸结合、实业化集团化改革等探索，最后在2001年入世以后的过渡期内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彻底放开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第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方向以后，开始大力推进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在内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入世过渡期内，以修改外资三法为标志，我国满足了世界贸易组织对要素市场开放的要求，兑现了中国的入世承诺。

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以及入世以后为兑现入世承诺在4年过渡期内的各项重大改革，为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促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2001年中国入世到现在的20年间，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变局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全球价值链革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过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内含的区域民族国家政治利益与全球跨国资本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技术进步的滥用与人类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人类对资源无限消耗与其赖以生存的生命圈之间的冲突，从未像今天这般尖锐。

其次，中国已经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的构建正在产生巨大影响。以往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对全球经济发展这一新变化，将会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最后，中美两个巨大经济体，在所有制基础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两个不同所有制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如何长期和平共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审视之。中央部署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我认为，新发展格局一定是在原有发展格局的基础上转型而来的。因此，我们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转型过程中，将会面对风险、付出代价。但中国入世2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

首先，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会变。最近，中国对参与超大型区域性贸易协定、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均表现出积极姿态、采取了实际行动。这些都明确表明：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其次，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将为全球经贸治理规则重构作出更大贡献。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赋予了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其中就明确要求浦东“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最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还需要我们在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与世界其它不同所有制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和平共处的新思路。因此，我们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主要精力放在推进国内的各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因为，这将是中国不断提高在全球经贸治理规则体系重构过程中的话语权、主导权的基础所在。(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徐晶卉)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从WTO到进博会：中国对外开放可圈可点

从第四届进博会举行和中国入世20周年历史时刻来论，这两者都是中国对外开放可圈可点的重大决策。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既要独善其身，更要兼济天下

今年12月11日，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入世20周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伟大，在于由入世开始，中国真正融入世界，在融入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潮中学会游泳，并且始终高举经济全球化的旗帜，在参与相关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1年，中国入世元年，我国经济总量是10.9万亿元;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01.6万亿元。200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量为5098亿美元;202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量达到46463亿美元。2001年，中国利用外资468亿美元;2020年，这个数字为1443.74亿美元。2001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2000亿美元;2020年，达到32000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是沧桑巨变。

为了融入世界经济贸易规则，中国用15年零5个月来谈判，终于完成这一壮举。单单是国家一级立法与法规的废、改、留、立，就多达2300部，全国地方性法规更涉及19万部之巨。是什么促使我们要花如此巨大的努力入世?答案是：用更大的开放倒逼更加深入的改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启动复关入世。彼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8年的经验。但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剧变正在酝酿中。顺势者昌，就是当时中央政府决断的基点：希望通过入世，在世界经济贸易组织规则的指导下，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也彻底打破美国对中国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查。事实上，中国入世给自身带来的最重要变化就是，能更加自信地融入世界经济，更加自觉地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更加自主地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参与世界经贸新规则的制定。

时至今日，在入世20年后，我们回顾过去多年来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30%的贡献者。尤其是2020年至今，世界经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而陷入严重衰退，在全球供应链、防疫物资都出现断裂、断供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在众志成城抗疫的同时，千方百计促发展保供给。我们已经有10亿多人完成了疫苗全程接种，为世界提供的疫苗超过15亿剂。今年1月到9月，开出中欧班列已达10300列，跑出贸易畅通“新速度”。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无法离开中国。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变局?就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坚定前行。与此同时，我们要用更大的开放促发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一一个以国家名义举办的进口博览会。中国要用更大的开放倒逼改革，进一步融入世界。

可以说，在逆全球化潮流横行之际，在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之际，进博会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始终高举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旗帜。2018年至今的三届进博会“越办越好”，给世界带来的信心和希望，不仅仅是通过每年达成的巨额交易量来体现的，它还体现在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得到推进上。经济全球化，一直是我们的宗旨，而投资便利化，也随着进博会的成功举办，越来越显现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密不可分。

从第四届进博会举行和中国入世20周年历史时刻来论，这两者都是中国对外开放可圈可点的重大决策，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既要独善其身，更要兼济天下。它们也有些微的不同点：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贸易体制，中国是当下164个成员之一，在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进博会是国家主权行为，是中国以一个“点”把世界作为整个“面”扩散的举措。两者的内在逻辑一以贯之：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只会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发展自己，不会追求一己私利;只会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变局中，因变而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不会墨守成规。

今天我们评价进博会，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

首先，它是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的形势下，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以非常确定的宗旨、目标、方式组织的一场国际经贸盛会，是用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经济贸易不确定的变局。

其次，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进博会得到了全球许多国家、企业的热烈支持，这就应验了中国的古语：得道者多助。

第三，进博会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一定会体现国际贸易中货物、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的融合，体现进口和出口的融合，体现通过贸易促进投资发展这三大特点。

只要我们坚持理念，久久为功，进博会一定会成为独树一帜的、贸易自由化的一大国际公共产品。(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徐晶卉)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外资“转向”折射中国开放升级和经济结构之变

从最初外资扎堆制造业，到如今更青睐服务业，外商投资的“转向”折射出入世20年来中国开放的不断升级和经济产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革

5649万元，这是今天的中国平均每分钟的货物贸易量。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463亿美元。将时间拨回至2001年，这一数字仅为5098亿美元。过去20年间，中国货物贸易量取得了年均增速超10%的骄人成绩。

20年前，中国人口红利产生的比较优势需要有利的制度环境加以充分释放，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制度环境和平台。中国在货物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得益于内部的比较优势和外部有利环境的“集成效应”。这其中，中国不是单向受益者。随着全球分工规模、范围持续扩大，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也连年增长。融入全球大市场后，中国与世界共享贸易红利。

我们不能简单将目光局限在货物贸易，更要看到加入WTO后，我国服务业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与制造业开放带动货物贸易类似，服务业开放也带来了利用外资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持续超过70%。从最初外资扎堆制造业，到如今更青睐服务业，外商投资的“转向”折射出入世20年来中国开放的不断升级和经济产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革。

回到世纪之交，中国也面临着是否入世的关键抉择。彼时，市场上曾存在不同声音。一种声音认为，市场开放将带来更先进的管理技术经验。但另一种声音也担忧，海外企业进驻，是否会挤占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

实践证明，入世激发了“鲶鱼效应”。市场开放虽然引起短期阵痛，但从更长时间看，却有利于国内整体产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即便是入世后，也有不少市场主体顾虑“过度开放”的问题。这其中，会计师事务所、零售企业等感触最深。开放之初，面对管理经验、技术水平均占优的海外同行，中国企业曾一度境况艰难。不过，我们永远要相信中国企业家的智慧，要相信中国企业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自己的竞争力。

本土企业的优势恰恰就在于，其对国内市场的精准把握、精确理解。这些年来，曾抱怨“没有业务”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逐步成长起来，业务拓展至海外，建立起自己的全球会计师事务所网络;曾因市场开放遭受巨大冲击的中国零售企业已然焕发新生，在国内零售市场中的竞争力不亚于外资品牌。无数实践案例证明：保护只能保护一时，不可能长久;只有在开放的制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产业和企业，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和竞争能力。

今年9月，中国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站在新一个20年的起点上，中国的产业和要素优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对发展目标有了更大追求。相应地，对外开放也要对标更高标准国际规则，实现开放升级助推产业发展升级。以服务业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是下一个目标。

过去20年里，无论是国内产业抑或企业，都得到了跃升式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持续提升。随着“中国制造”迭代升级，大量企业对高技术、高效率的生产性服务有了更多需求，包括技术和知识产权、金融、物流、运输、专业服务等各领域。我认为，生产性服务市场未来成长空间巨大，这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想要充分释放这种发展潜能，就要发挥好开放带来的制度优势、技术优势、产业优势，从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开放，加快转向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开放升级新阶段。

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仍在不断适应国际贸易规则，那么未来20年里，中国将转变角色，抢抓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权，由此更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构建。我们不能光接受他人的规则，更要有自己的主张，发出“中国声音”，将新型全球化理念融入国际经贸协定中。

中国正逐步迈向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理解“更高水平”?出口和顺差世界第一并不完全代表开放水平高，进口对于一个国家和经济体的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有着更深层意义。作为中国倾注无数心血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进博会是一个值得咀嚼的标志性案例。

经过数年发展，进博会的意义绝不仅止于一场展会，更成为全球消费“风向标”。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商品在销售时会专门标注“进博同款”。这些商品不仅出现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更进驻上海市中心黄金商圈。在展会之外，进博会已跻身为一种“品牌标识”。无论对于新技术或是新产品，能拿到进博会“入场券”，就已自带光环。这又何尝不是以国际国内双循环带动国内大循环、更好促进国内消费的典型模式?

除主动扩大进口之外，高水平开放还要朝着“双向开放”目标迈进。不光“引进来”，还要“走出去”，积极推动中国的产业、企业、商业模式、规则等“走出去”。中国拥有不少独特的产业优势，包括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近年来，中国在多地探索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实践中的有益经验，都可与世界共享。(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王嘉旖)

关键词： 升级 经济 结构 中国开放